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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斌,殷英梅: “行動者-結構”行政體制變遷對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影響研究

        2024-04-11 07:01:40 中國旅游研究院 戴斌 殷英梅

        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的變革還會受到行業協會、社團、教育、科技、媒體等其他主體和國際環境的影響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體制先后經歷了政治導向、經濟導向和民生導向的改革,對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業的融合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文章基于結構化理論構建了“行動者-結構”的分析框架,從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大眾消費者等行動主體視角,重點解釋了改革開放以來文化和旅游領域行政體制結構與多元主體的互動、互構及其演化進程。行政主體從具體領導、宏觀管理到發展促進,供給主體從單一到多元、從自發成長到規范創新,消費主體從少數到大眾,將文化和旅游建成了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和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為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市場基礎。黨領導下的多輪政府機構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文化和旅游在更深程度、更廣范圍的融合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關鍵詞]:文旅融合;體制改革;結構化理論

        一、 問題的提出

        行政體制也叫政府體制,是國家行政機關設置、職責劃分與運行制度等的總稱。它是社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一種中觀層面上的社會組織模式,反映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生產方式和社會構型。行政體制在社會和產業發展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一直都是學術研究的重點對象。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旅游部成立,成為我國文化與旅游領域重大的行政體制變革。這是對黨和國家提出的“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要求的呼應,也是踐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具體行動。為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業發展帶來了重大機遇的同時,也引發了學界對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研究的熱情。學者主要關注了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演變的原因與背景、過程與邏輯、問題與效應等方面。結論顯示,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變革本質上是一個由政府驅動、多元主體協同、文化和旅游共振三重機制推動的動態演進過程。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走過從單純的行政管理向公共治理的發展變化,治理主體從政府主導走向政府、市場、企業和個人等多方的共商共建。學者對重大事件和關鍵節點給予更多關注,遵循行政體制如何服務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話語邏輯,重點探討了行政體制演化因何與如何等理論與實踐問題,且多采用公共管理、行政管理或歷史研究的視角。從成果時間分布看,多為2018年之前對文化和旅游行政系統的分開討論,缺少對二者合并歷史邏輯的分析。

        多學科、多視角的理論思考有助于更深入理解社會現象的本質。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宏觀視角下,行政體制的變革隸屬于社會發展和制度變遷的范疇,從社會學視角討論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變遷,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其發生本質。因此,本文擬在實踐社會學家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指導下,對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演變的歷史進程與邏輯進程展開系統研究。結構化理論致力于探索社會結構變化的過程和原因,在此視角下,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變革可視為由相關行動主體具體實踐推動的持續結構化過程。文章將首先構建行政體制結構化研究的理論邏輯,進而梳理建國以來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的演變過程,分析主要行動主體的角色演變及其與體制結構的互動與互構,進一步分析文化和旅游部成立這一顯性的結構變革點對主體實踐的影響,為新時期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提供制度變遷的學理支撐。

        二、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及本研究的理論框架

        (一)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吉登斯是當代英國著名社會學家,他反對傳統社會理論將社會結構和行動主體一分為二的做法,提出了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互為建構的結構化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結構作為一種規則,不是人們行動的制約性因素,而是人們開展日常實踐所依托的資源,人也不是被動的對象,而是能夠利用結構進行社會再生產、具有主體價值和反思性的行動者。結構不僅是行動的中介,它還是行動的結果,會內化為行動者的實踐意識,從而參與到行動者的日常實踐中去。而行動者的日常實踐又持續不斷地形成著結構。結構是被形成的,也是可形成的,行動者總是有意無意地推動著結構化的發生。結構化理論并非是對“社會是什么樣的”簡單描述,而是致力于解釋一個社會何以從一種狀態轉移到另一種狀態,根本上是研究社會轉型的動力基礎。它將原有對結構本身的研究轉向了根植于“行動結構”的結構生成研究,強調實踐是持續不斷進行的過程,而不是某些片段和節點。

        (二) 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變遷的“行動者-結構”互動框架

        文化與旅游行政系統是中觀層面上的一種社會結構模式。按照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這一結構變遷,必然是相關主體與結構之間的互動和互構所推動的。在結構化理論視角下,特定階段的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既是相關主體日常實踐所依托的規則和資源,也是其導致的結果。是行動者和結構之間的持續互動,最終實踐出了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變革的歷史路徑。不同歷史時期文化和旅游的行政體制盡管在一定時間維持形態相對固定,但只要行動者的日常實踐繼續,表面固定的行政體制下就一直積累著變革的力量,并形塑著變革的方向。實際上,行動者的行動一直在持續,結構化的過程也一直在發生。那些能被歷史所記錄和研究所觀察到的顯性結構調整,僅是持續性體制變遷中,因意義重大而被標記出來的,便于回溯和分析的特定節點。

        在眾多參與到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政結構調整的主體中,作為權力載體的政府、產品供給端的企事業單位、文化參與和旅游消費的國民大眾扮演了關鍵角色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政府是行政治理的主體,也是行政系統結構化變革的掌舵者和顯性決策者。企事業單位處在經營一線,是推動行政體制變革的最活躍和最前沿的力量,作為消費主體的國民大眾則是推動文化和旅游行政系統變革的底層邏輯和根本動力。三大主體基于不同目的展開日常實踐,政府維護國家統一和政權穩定,企事業單位致力于生存和盈利,消費者則努力實現效用最大化和人的全面發展。三大主體參與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結構化的工具也有差異,政府以提高行政效率和項目績效為目標,以政策文件和行政管制為顯性工具,以行政權威為隱性工具,引導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變遷從現實走向理想。企業以日常經營實踐為工具,通過在實踐中探索產品和經營的新理念和新方向,聚合消費者關注,引起行政端注意,進而影響行政體制結構化進程。大眾消費者則以身心發展的利益訴求為根本出發點,以消費選擇為力量,引導供給走勢和政府決策,推動行政體制變遷朝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發展。

        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大眾消費者,在特定行動目的之下,依托不同工具和手段,以當時行政體制結構為制約的同時,也以其為行動資源,展開日常實踐活動。在一定的利益交叉、訴求重疊以及行為矛盾下,三大主體之間持續展開日常實踐并不斷相互博弈,這既建構著又解構著傳統的行政體制,也孕育未來的發展方向。結構與主體行為的螺旋式互動和多樣化互構,推動了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的改革與創新不斷走向深入。

        三、 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的演進過程

        建國以來我國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的變革,可以說走過了政治導向、經濟導向和民生導向三個不同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內百廢待興,外交形勢復雜。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呈現出明顯的政治導向性。文化被視為意識形態宣傳的工具,政府是文化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務院下設文化教育委員會,將各類文化團體納入政府的統一管理。1957年,成立了中國國際旅行社,代行旅游管理的行政職能。1964年成立了直屬國務院的中國旅行游覽事業管理局。無論文化,還是旅游,均屬事業性質,沒有市場主體,也不具備產業發展的現實條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濟、社會、政治和外交形勢等發生重大變化。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逐步確立,行政體制沿著任務決定職能的原則調整和改進。文化和旅游的行政體制經歷了“放、治、建、轉”的四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旅游確立了“政府推動下的市場優先發展模式”,文化逐步確立了事業和產業雙軌發展的道路。

        改革開放以后,文化、旅游部門開始從單一服務于政治目標向政治、經濟、社會等多重職能探索,行政體制的設置目標逐步從政治導向向經濟導向演進。1978年到1991年,行政體制調整的目標是“放”。文化領域探索“以文補文,多業助文”等多種經營模式,相關經營活動開始被放開。行政部門職能從政事不分、管辦不分向政事分開、管辦分離轉變,政府對文化的投入方式由國家大包大攬的單向投入向以激勵為基準的績效投入轉變,所有制形式開始由國家辦文化的單一格局向以公辦文化為主體,民營和社會辦文化協調發展的方向轉變。旅游管理體制則穩步從政治接待型轉向經濟事業型。1981年,中國旅行游覽事業管理總局由外交部代管改由國務院直接領導。1982年“中國旅行游覽事業管理總局”更名為“國家旅游局”,并與國旅總社分開辦公。1985年,國務院明確要求國家旅游局要面向全行業,統管全國旅游事業。1986年,旅游業首次列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開始轉變為經營型產業組織。這一階段旅游領域新舊體制并存,旅游行政管理的主要對象是旅游系統直屬企業和事業單位,主要目標是提供有效供給、搞好經營管理,市場主體和消費力量開始發育并初步發展。

        從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到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文化、旅游行政管理機構的職能和重心轉向“治”。這一時期,市場主體的活躍度持續增強,國民的文化和旅游消費逐漸發育并成為顯性需求。文化體制從行政管理為主轉向依法管理為主,成立“文化產業司”,發布“三定”方案,將文化行政系統的部分職責轉交給企業、社會中介組織和地方。旅游管理體制積極加強行業管理和市場整治,主要目標是擴大供給規模、規范服務行為,實施法規和標準規范指導。1993年發布的《關于積極發展國內旅游的意見》,標志著國內旅游業正式納入旅游行業管理的范圍。1998年,國家旅游局直屬的企業紛紛脫鉤,國家旅游局的工作重心全面轉移到行業管理上來。

        2002年到2011年,文化、旅游行政機制的改革重心轉向“建”,文化體制改革從理論探索向實踐操作層面轉變。2003年,中央明確將文化單位分為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企業兩類,啟動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2008年開始,全國經營性文化單位全面展開轉企改制工作。2010年中央提出要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2012年,國務院進一步明確要構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現代文化產業格局,為全民參與文化產業建設提供重要指導。旅游行政管理機制主要側重需求側,以旅游產業和消費市場為主要行政對象,聚焦整合資源、優化環境和協調促進。2006年提出“全面發展國內旅游、積極發展入境旅游,規范發展出境旅游”的方針。2009年提出將旅游業建設成為“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和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了新時代,文化和旅游領域的改革重點開始走向了轉化動能和融合發展。文化體制改革進入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的全面深化階段,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實施方案》;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2016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出臺《關于深化國有文化企業分類改革的意見》;2017年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體制。旅游領域市場化發展日益成熟,需求呈現大眾化、日?;透哳l發生的特征,對旅游品質和市場秩序提出更高要求,這促使旅游業的行政管理逐步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2013年,《旅游法》頒布實施,明確了“大市場、總協調、寬基礎、小管理”的治理體制。在旅游面對提質升級和文化產業化改革縱深發展的時代背景下,2018年,國家做出重大戰略決策,撤銷原文化部、國家旅游局,組建文化和旅游部,旅游和文化融合發展開始進入了行政推動的制度演化新階段。

        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標志著我國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發生從經濟建設到民生導向的變革。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豐富優秀文藝作品和優質文化產品供給成為文化和旅游系統的重點工作和主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密不可分,要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讓人們在領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靈之美”。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文化和旅游部門深刻把握黨的二十大關于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部署要求,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更高水平上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激發新動能、形成新優勢。

        四、 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演變的“行動者—結構”發生邏輯

        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從政治導向到經濟導向再到民生導向的持續變化,并非是作為直觀權力主體的國家和政府率性而為的“一錘定音”,而是多元主體在不同歷史階段,基于不同地位、價值訴求以及實踐能力與實踐方式,持續行動與博弈而推動走出的必然路徑??梢哉f,文化和旅游行政機制的變革歷程,正是活躍的、動態的行動主體日常實踐與固化的靜態的行政體制兩者“適應—穩定—不適應—變革—適應—穩定—不適應—變革”的循環歷程。

        (一) 行動者與結構的雙向互動分析

        建國初期形成的以政治導向為主的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是因為市場主體與消費主體均沒有充分發育,政府是唯一的行動主體。文化與旅游領域的行政部門設置、功能布局以及政策制定,完全取決于政府一級的職能訴求。當改革開放的號角響起,發展經濟、獲取外匯成為旅游領域當時最主要的行動目標。由于并不具備需求推動下文化與旅游市場主體成長的自然條件,國家確定了“政府主導、適度超前”的旅游發展戰略,同時鼓勵和支持旅游市場主體的發展壯大。進入新世紀后,文化領域也開始了事業和產業的分途發展,文化類企業逐漸成長、壯大。國內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培育和壯大了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費需求。至此,左右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的三大主體已經發育成熟并各自就位。政府主體的管理實踐、市場主體的經營實踐以及社會大眾的消費實踐,形成了可辨識的成長路徑,也建構了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變革的歷史形態。

        具有權威性和約束性的文化與旅游的行政體制一經確立,又會成為主體行動的外部結構性要素。與外在環境相適應的行政體制結構,更多表現為主體日常實踐行動的資源。各行動主體以行政體制中對自己有利的因素為資源,積極進行相應實踐。在結構變革完成的初期,因為調整了眾多發展限制因素,行動主體獲取了更廣闊的活動空間,主體的實踐行動又進一步強化了行政體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如果行政體制與外在環境脫軌,就更多表現為對主體行動的限制和約束。當約束發展到一定程度,各行動主體就將在結構性約束的范圍外,尋找行動的新空間,探索可能的方向,這些嘗試會逐漸積累結構變革的潛在勢能,進而形成解構當前行政管理體制的現實動力。

        (二) 各大主體的地位與行動邏輯變化

        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大眾消費者三大主體,在左右政府行政體制變革中的地位和邏輯有所不同。位于變革的最前沿的政府是體制變革的直接決策者,其所做的顯性決策,整合了中間變量的市場主體和變革動力的消費主體的多元意志,以保證自身的價值取向的正當性和行動邏輯的合意性。

        在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結構化中,政府職能經歷了從具體領導到宏觀管理再到發展促進的三個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文化和旅游行政機關肩負了領導和建設的雙重職能。在旅游和文化的一部分轉向產業發展后,其職能重心逐步轉變為宏觀管理,如建立和管理新的市場交易體系、制定法規政策、發布條文規定、規范和約束市場主體。在文化產業和旅游業的市場發展更加充分,供需進一步協調發展后,黨和國家提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更好滿足大眾特色化、多層次的旅游需求”。由此,文化與旅游政府機關的工作重心轉為向社會提供文化公共服務和旅游發展環境。在此變革過程中,政府從臺前走向了幕后,為市場主體和消費主體讓渡了更廣闊的行為空間。

        市場主體是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結構化發展中最活躍的因素,不僅通過自身的經營實踐累積影響行政體制變革的力量,同時還是連接消費端和政府端的中間管道,通過經營方向調整和產品迭代,將消費端的變化傳遞到政府端。它以經濟資本和創新經營為實踐工具,歷經了從單一到多元、從自發成長到規范創新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文旅融合發展后,文化借助旅游的力量,百花齊放,旅游借助文化的力量,產品更具多樣性和個性化。文化和科技加持的研發創新不僅逐步壯大了市場主體的力量,也讓其在推動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結構化變革中的作用更加顯著。

        從消費端來看,隨著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和現代化新征程的開啟,人民群眾文化參與意識和旅游消費權益保護意識持續提升。人們開始迫切需要有文化深度的旅游產品和有大眾獲得感的文化消費,千千萬萬消費者對文化和旅游產品的需求通過市場機制傳導到行政管理機制。今天,保障人民文化權利為核心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保障國民旅游權利的現代旅游發展體系,已經成為新時代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的價值取向和邏輯基礎。文化與旅游部的成立及其職能融合,為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和旅游業在更廣范圍、更深程度和更高層次的融合發展提供現實的制度保障。

        政府的管理實踐、市場主體的經營實踐以及大眾消費者的消費實踐,不僅以各自的行動推進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的變革,三者之間還相互制約和協調。政府從獨攬全局到“放管服”,為企業讓渡了發展空間,企事業單位的市場實踐創造了眾多新業態、新模式,豐富了政府管理的對象并促進了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市場主體的擔當和作為,也需要政府及其他主體所創設出的環境和條件。消費量的增長和需求的升級,在引導供給的同時也在影響政府的政策創新。由于行政、市場和消費三大主體的價值取向和演化邏輯不同,在現實中也存在矛盾和摩擦。比如,為了便于管理,政府的政策制定經常出現一刀切,傾向于追求管理上的一體化,企事業單位則希望政策兼顧區域異質性和企業差異性。企業的盈利本性可能使其行為越界,超越政策紅線,經營具有盲從性。大眾消費需求的滿足受制于國家政策的導向和市場發展的程度,供需矛盾一直天然地存在。三者相互之間的矛盾斗爭以及協調穩定,也是推動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變革的重要動力。

        五、 文化與旅游部成立及其對文旅融合的影響

        新的行政主體充分肯定并進一步解放了人民群眾對文化參與和旅游消費的現實訴求,消費的內生力量更加強大,也被置于新型結構化的中心位置。文化與旅游部的成立彰顯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和國家順應文化和旅游消費提質轉型升級新趨勢,從供需兩端發力,不斷激發文化和旅游消費潛力的整體思維。文化機構、旅游企業與政府的工作重點,都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需求走向哪里,供給的創新就出現在哪里。一度燈下黑的本地游成為疫情期間文化機構和旅游企業不可或缺的市場支撐,游客社交需求的增加讓小紅書、抖音等成為文旅企業熱衷的交易平臺,需求的分散化和自媒體的流行,甚至重構了旅行服務業的生態。政府進一步強調消費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拉動作用,從節假日安排、文化與旅游公共設施建設等方面,著力保障居民的文旅消費權力。

        新的行政主體進一步鼓勵創新和融合,資源導向逐步讓位于市場導向和產品導向,企業成為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變革的主要推手。在國家的政策號召和政府機構改革的效應促進下,文旅企業進一步釋放其動能和活力。企業樣態突破常規,更加多元化,美團、滴滴、新東方等新型市場主體跨界進入文化領域和旅游行業。更多小而美的旅游公司,如稻草人、bikego,鎖定細分人群,開辟新賽道。企業的產品更有文化屬性和時尚特性,“不怕買貴的,就怕買貴了”的Z世代人群,讓更多的文化資源被挖掘出來。更多小眾目的地重構了旅游發展的空間格局,文化的廣博性有效拓寬了旅游資源的邊界,跨界融合賦予文旅產品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動能。旅游資源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景區,擴展到了景區、度假區、街區和商圏,越來越多的城市和鄉村成為主客共享的美好空間。

        新的行政主體讓政府一端的服務意識和服務能力逐步強化,從機構融合走向職能融合和角色融入。在新的發展形勢下,要持續提升文化與旅游的治理能力,堅持文化與旅游的融合發展,推動體制改革走向深入,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消費端和產業端的快速變化和深入發展,是推動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融合從框架走向枝節,并在發展節奏和結果上呈現出區域性差別的主要動力。在更加凸顯公共服務和行政效能的新型體制下,政府更多地將政策目標放在激發需求、引導供給以及提供公共服務上來,并為市場主體和消費主體提供更加高效的文化與旅游的公共產品?,F實中,政策制定開始從側重環境型政策和供給型政策向強調需求型政策轉變。

        從吉登斯的理論來說,外在結構既是主體行動的結果,也是主體行動的資源。文化與旅游部的成立,讓政府職能和管理實踐進一步向治理型和服務型轉變。企業開始以創意和創新、品質和高度,而不是依靠關系、資源以及政府幫扶來實現發展,逐步向自由競爭的本性回歸。消費更加理性,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新的行政體制為各大主體釋放了更多的合理行為空間,三大主體的行動邏輯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確。同時也要看到,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只是行政體制結構化發展歷史長河中又一次顯性變動的開端,許多行政整合的細節尚未徹底完成。政府端率先推動的文旅部成立僅僅是行政機構“形”的融合,而變革的真正落地,還需要在產業端和消費端等“神”的層面展開?!靶巍钡娜诤显谡姓钕驴梢匝杆賹崿F,但“神”的融合則更依賴于企業端的創新創意和消費端的持續驅動,需要來自主體日常實踐的反哺。由于各地文旅發展程度不同,三大主體的發育程度及其內部關系也存在差異,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的區域差異性將一直存在。各地應在文旅融合宏觀戰略的背景下,立足本地行政現狀、市場發育和消費等級,既不能拔高跟進,也不能消極應對。因為從結構化理論來看,只有三大主體協同推進的體制變革,才是真正健康的行政管理體制。超越本地實際和現狀的體制變化,終將會在后續的主體實踐及其矛盾沖突中重返實踐的原有起點。

        六、 結語

        文章利用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在“行動者-結構”框架下分析了我國文化與旅游的行政體制變革過程與演變邏輯。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體制先后經歷了政治導向、經濟導向和民生導向的改革。這一變革是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大眾消費者為代表的行動主體的日常實踐從不同維度持續推進的結果。在此進程中,政府經歷了具體領導、宏觀管理、發展促進的角色轉變,企事業單位經歷了從單一到多元、從自發成長到規范創新的發展階段,文化參與和旅游消費進入了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作為文化與旅游行政體制變革的顯性節點事件之一的文化與旅游部成立,更新了政府、市場和消費三大主體的行動場景,提供了更多行動資源,而三大主體在新的行政體制下的創新實踐和行動,進一步推動著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融合的深度實現。

        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以及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為各行動主體的日常實踐開拓了更寬闊的空間和更多的行為可能。在結構化理論視角下對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變革的實踐解釋和理論建構,可以從動態、全局的視角,區域異質性的角度并面向未來,討論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變革發生的底層邏輯。本文重點分析了政府、企事業單位和大眾消費者三大主體在推動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變革中的作用,實際上,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的變革還會受到行業協會、社團、教育、科技、媒體等其他主體和國際環境的影響,而且隨著對多元治理理念的認識深入,相關主體在未來文化和旅游行政體制變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還會持續變化,這都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持續關注、動態跟蹤和深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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